保密宣传月|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
发布时间:2019-05-29 来源:陕西西咸新区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编者按:这篇文章是邓颖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一周年而撰写的,原发表于1982年6月3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在邓颖超眼中,周恩来是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。今天,我们重新刊发这篇文章,希望广大党员干部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,严格践行党规党纪,站在严守政治纪律的高度,做严守保密纪律的模范。

真是光阴似箭,又如流水。

我常回忆起我们党在创建初期的一些情景。那时的中国,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,封建割据,混战不已,黑暗势力猖獗,人民灾难深重。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,十月革命的胜利,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。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,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。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建立的。它坚信马克思主义,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,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,有严格的组织原则、严格的纪律,所以它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尽管四分五裂,互相倾轧厮杀,但对共产党这个新的力量,却都视若大敌,比作洪水猛兽,都要把它扼杀扑灭。

在强大的敌人面前,我们党靠真理,靠群众,靠一支有觉悟的党员队伍,不断英勇搏斗。我们二十年代的党员入党的时候,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,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,但它的严肃、庄重,仍使每个同志终生难忘。当党组织的负责人(或介绍人)宣布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,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,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,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。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:遵守党纲党章,参加党的组织,服从党的分配,定期交纳党费,遵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秘密,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,对党员遵守纪律、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,抓得很紧,至今印象还很深刻。我今天就谈谈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,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——周恩来同志。

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,地点各异,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,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。我们在通信中间,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。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,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,诉说对革命的向往。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,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。

结婚以后,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,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,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。几十年来,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。现在看来,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。同时,我们常常相互提醒,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机密。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。越是负责的党员,越应该以身作则,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,严守党的机密。

一九二六年冬,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,我仍留在广州,相互间音讯不通。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,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,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,后来接到党的命令,他转移到武汉。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,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,一人次日即被枪杀,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。那时,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,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,才得以脱险。不久,汪精卫又背叛革命,宁汉合流,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。

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,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,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,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,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,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。七月十九日,要离开武汉的时候,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,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。去干啥,待多久,什么也没有讲。我对保密已成习惯,什么也没有问。当时,大敌当前,大家都满腔仇恨。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。这次分别后,不知何日相会?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,无论是同志间,夫妇间,每次的生离,实意味着死别呀!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,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。

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:你不应该说的事,不要说;你不应该问的事,不要问;你不应该看的文件,不要看。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,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共产党员,他们为了党的利益,常常在生死关头,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,机警地把党的机密毁掉,紧急时甚至把机密文件嚼烂了强咽到肚子里去。我们有许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,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,在敌人的法庭上,在严刑的拷打下,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,也不向敌人泄露党的一丝一毫秘密,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。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,对党坚贞不渝、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,使我永远难忘。

在战争年代,军事斗争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。军情瞬息万变,一个军事行动的泄露,就可能使我们遭到重大挫折。所以,保守秘密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。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项,亦必须严格保密。在长征路上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我们这支铁流所以能够无坚不摧,终于战胜强敌,纪律严明、特别是严守秘密,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。

建国以后,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,处在新的历史时期,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。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,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、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。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。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,他不讲,我不问;我不讲,他也不问。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。例如,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,他也向我保密。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,这次试验,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,有关工程、试验的种种情况,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,不能告诉其他同志,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。他说: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,党的中央委员,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,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。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,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,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。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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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守党的秘密,他的办公室,他的文件保管,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。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,就看哪方面的文件,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。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,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。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,属于特别机密的,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。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。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,按照规定,别人都不能拆。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,必须立即封好,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,是失手误拆,以后注意。恩来同志的办公室,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。除有关人员外,别人都不得入内,亲属、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,也不例外。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,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身,平时装在口袋里,睡觉时压在枕头下。只有当他出国时,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。我像接受保密任务似的把钥匙收藏起来。有次他走得匆忙了,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,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。他回来的时候,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。

在十年动乱中,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。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,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,一天一夜没回来。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,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,我有点怀疑,等他回来,问他有没有这回事?他马上反问:你怎么知道的?听谁说的?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。我就开玩笑地说:你参加会议,你有你的渠道,我有我的渠道,我联系群众,我也有我的“义务情报员”哩。此事,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。在那个时候,人们都说,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?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,滴水不漏。

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,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,他对我说:“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。”我回答他:“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。”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,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,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。

现在,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,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。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。我们仍得警惕啊!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,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,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。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,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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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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